它一直这么“勇敢”吗？( 二 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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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我们自身来看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外资企业在中国都享受着一些“特殊”的政策，以及地方政府过度的“保护” 。此次事件从开始，到最后爆发，在漫长的时间里谁都不愿意深度介入，畏首畏尾，只怕担负了破坏营商环境之“恶名” 。只有在滔天的舆论推动下，作为维权第三方的主管部门才迟迟介入，虽然雷厉风行，但仍然难逃“马后炮”之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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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从根本上说，我们的法律、问题处理机制是否有问题？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健全，从而有处理此类问题的依据？是否有健全高效的监管体系，从而对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形成震慑？是否建立了畅通的维权机制，而不让消费者维权无门，走向极端？
难道问题非要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才能真正地被正视和处理？我们不需要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，而是希望自下而上的压力释放。
抛除阴谋论，我们如何看待那些激进的维权者？
提到这个问题，我想起了一段话。这段话铭刻在美国波士顿的二战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上:
"起初他们逮捕共产主义者，我不是共产主义者，我不说话；
接着他们逮捕犹太人，我不是犹太人，我不说话；
此后他们逮捕工会成员，我不是工会成员，我继续不说话；
再后来他们逮捕天主教徒，我不是天主教徒，我还是不说话；
最后，他们奔我而来，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。 "
这个时代，我们需要挺身“呐喊”的人，即使他当初是为了自己，但最终都会惠及每一个我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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